西汉末年,赤眉绿林起义,土地兼并导致豪

引言

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，经历了七十年相对稳定的发展，社会呈现出繁盛的景象。然而，封建经济的发展，是以农民的日益贫困、饥寒交迫作为代价的。西汉王朝在中期以后，各种社会矛盾比较明显地暴露出来，地区性的农民起义接连不断。最后酿成了西汉末年以赤眉、绿林为主要力量的农民起义。

从西汉王朝中期开始，在地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一个拥有大量财富，享有各种特权的豪强地主集团。在西汉王朝后期，中央统治权力日益衰落，这个集团得到很大发展，实际上控制了西汉各个地方的政治权力。社会阶级矛盾十分紧张、尖锐。

土地兼并是封建肌体上不能根除的毒瘤。随着西汉经济的发展，土地兼并的现象越来越严重。豪强地主集团凭借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，疯狂地进行土地兼并。比如汉成帝时皇舅王立派他的走卒勾结南郡太守李尚，强迫农民开垦草田几百顷，然后转卖给政府，获钱一万万以上。

官僚张禹，有田四百顷，都是泾、渭两水灌溉的上等良田。汉哀帝时，一次赏给宠臣董贤田地二千多顷。哀帝死后，董贤失势自杀，官府变卖他的财产，计值四十三万万。刘秀的外祖父樊重，“好货殖”掠占土地三百多顷，还放债数百万。除高官贵成外，一般豪强地主也是“多规良田，役使贫民”，肆意兼并土地。豪强地主侵夺土地、聚集财富的过程，就是广大农民丧失土地、日益贫困的过程。

许多自耕农纷纷破产。丧失土地的农民，有的成为豪强地主的“庸保”或依附于他们的“佃客”，没有多少人身自由；有的变成“流民”，颠沛流离，转死沟壑；有的被迫卖身，沦为奴隶。汉元帝时，官奴婢竟达十余万人。当时的大官僚大地主家里，也是奴婢成群，佃容众多。

在这种贫富尖锐对立的社会中，官僚、豪强、富贾不劳而获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。西汉前期，富户巨室就有奢侈浪费的风气，比如，有的宴请宾客，竟然用绣花白榖装饰墙壁。到了后期，奢靡之风更为严重。元帝时，仅皇室服用一项，“一岁费数巨万”。哀帝造宫殿、修昌陵，竟“大兴徭役，重增赋敛，征发如雨”，弄得“公家无一年之蓄，百姓无旬日之储”。

广大农民困苦迭连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贡禹说：“农夫父子，暴露中野，不避寒暑，捽屮杷土，手足胼胝，已奉谷租，又出槀税，乡部私求，不可胜供”。农民在正常的年景都难于维持最低的生活，一遇水旱虫灾，只能饥饿而死。哀帝时，谏议大夫鲍宣说：“民有七亡（无）而无一得”，“民有七死而无一生”。农民的悲惨景况，就连统治阶级里的人物，也不得不承认。

严重的社会矛盾，逼得农民纷纷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。汉成帝建始三年（公元前三十年），关中终南山一带備宗领导数百人，“阻山横行”，镇压官吏，坚持一年多，震动了长安。接着，鄠县（今陕西户县）梁子政也率领一伙人造反。阳朔三年（公元前二十二年），颍川郡（治今河南禹县）铁官徒申屠圣率众一百八十多人，杀官吏，夺府库，自称将军，势达九郡。

鸿嘉三年（公元前十八年），广汉（治今四川梓潼）郑躬等六十多人攻衙门，放因徒，夺武器，自称“山君”，队伍发展到万人，活动范围达四个县。永始三年（公元前十四年），尉氏县（今河南尉氏）民樊并，山阳（治今山东金乡）铁官徒苏令，领导农民起义，活动范围达十九郡。西汉统治者惊呼：天下将面临“陈胜项梁奋臂之祸”。

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，威胁着地主阶级的统治，迫使西汉政权竭力寻找解除危机的出路。哀帝时，大司马师丹、丞相孔光、大司空何武等人，先后提出过限制官僚、地主占田和占奴婢数量的方案，以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。但是，遭到高官贵戚们的顽强反对，这些改良主张没有也不可能实行。

西汉统治者也曾乞灵于谶纬迷信，演出过“再受命”的丑剧，妄想借用皇天上帝的圣光，作他们的护身符。但这是毫无成效的。居摄三年（公元八年），外戚王莽在一批官僚士大夫的赞助下，正式称帝代汉，建立了“新朝”，企图继续支撑摇摇欲坠的贵族统治。

王莽出身于“九侯五大司马”的豪门贵族家庭，是显赫时的王氏外戚豪族集团的代表。他建立的新朝，依然代表大官僚、大地主的利益。

王莽上台后，打着“托古”旗号，搞了一系列“改制”，企图缓和阶级矛盾，摆脱社会危机。王莽改制的第一项内容就是把天下的田地改称为“王田”，奴婢改叫“私属”，一律不许买卖。法令规定，如果一家男子不满八人，田地超过一“井”（九百亩），就要把多余的田分给九族邻里乡党；原来没有田地的，可按“一夫一妻百亩”的制度受田，按田亩缴纳田赋。违反法令者，轻则放逐，重则处死。

这种做法，触犯了豪强大地主的利益，遭到了他们的反对。另一方面，新朝把贫苦农民因破产而出卖土地视为违法而加以惩处，必然加剧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。改私人奴婢为“私属”，并不是释放奴婢，而是在法律上使地主拥有私人奴婢合法化，只不过不准买卖罢了。

这对贫苦农民没有任何实际意义。这种改制，根本上是行不通的。除了激起新的矛盾外，别无出路。因此，不到三年，就不得不下令取消了。

为了改革财政经济，增加财政收入，始建国二年（公元十年），王莽下令推行“五均赊贷”和“六管”制度。所谓“五均”，就是在都城长安和洛阳、邯郸、临淄、宛、成都五大都市各设五均官，负责掌管市场物价、收税和赊贷。所谓“六管”，就是由国家买卖盐、铁、酒，经营铸钱，收山林河湖之税，再加五均赊贷。

王莽在“抑兼并”的口号下，垄断了全国工商业。他任用商人、高利贷者为“五均六管”的官吏。这些人与郡县的官吏勾结，从中盘剥，弄得“府藏不实，百姓愈病”。特别是“六管”规定，上山打柴，下水捕鱼，都要纳税。这种“增重赋敛，刻剥百姓”的政策，几乎断绝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生路。

“六管”中国家铸钱一项，害民最深。十余年间，王莽先后实行五次货币改制，任意扩大货币品种，新币质量远逊于法定的使用价值，而新旧货币之间的换算比例又极不合理，搞得社会经济混乱不堪，货币贬值，物价暴涨，不仅触犯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，更给人民带来了苦难。

为防止私人“窃铸”或拒绝使用新币，王莽又绳之以严刑峻法，规定犯者及邻居都被处死，或罚为官奴婢。每进行一次改制，就有大批老百姓破产，成千上万的人受处罚。当时因犯各种罪而被押送到长安的人，一次就达十万之多。结果造成了“农商失业，食货俱废，民涕泣于市道”的惨景。

王莽代汉称帝，本是西汉末年封建统治危机的产物。王莽上台后，企图通过“托古改制”遏止土地兼并和奴婢数量的恶性发展，借以缓和阶级矛盾，挽救封建统治危机。然而事与愿违。“改制”成了一场浩劫，非但没有缓和社会矛盾，巩固封建统治，反而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不满和反对，尤其是受害最深的劳动人民怨恨最大，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。

为了转移视线，新莽政权又多次挑起对边远少数民族的掠夺战争，这不但激起了少数民族的反抗，沉重的徭役和兵役也把内地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。“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，饿死者十七八”，整个社会陷于一片混乱。农民阶级生活不下去了，地主阶级也统治不下去了。农民起义的形势业已成熟，一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的烽火，又熊熊地燃烧起来。

天凤二年（公元十五年），北方有五原郡（今内蒙包头西北）、代郡（今河北蔚县东北）的农民起义。天风四年，在东方瑯玡郡海曲县（今山东日照西），女子吕母聚众起义，自称将军，有数千流亡农民赶来参加。

结语

吕母率军攻克海曲，捉杀了县令，队伍发展到万余人。黄河两岸有铜马、城头子路、刁子都等起义军。长江下游会稽郡有瓜田仪起义。在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的浪潮中，终于形成赤眉、绿林两支实力强大的起义军，给新莽政权以毁灭性的打击。